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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紅樓·舊物 | 不眠的紅樓,新民主主義革命大幕拉開

        時間:2021-08-20 01:10:04 來源:新京報點擊:

        導讀:本文是由匿名網友投稿,經過編輯發布關于"北大紅樓·舊物 | 不眠的紅樓,新民主主義革命大幕拉開"的內容介紹。

        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原本還抱有幻想的國人決心反抗。

        “五四運動”前夜,北大法科禮堂燈火通明,京城高校學生聚集于此,有人咬破手指血書“還我青島”,決心力爭呼吁政府罷免親日派官員、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從不眠的北大紅樓出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大幕被徐徐拉開。

        “五四”前夜的演講

        1919年初,一戰后協約會議在法國巴黎召開。作為戰勝國,中國沒能收回戰敗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竟準備在合約上簽字。全國為之震動,各大報紙紛紛發表文章疾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國亡無日,愿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

        北大校長蔡元培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徹底拋棄“公理戰勝強權”的幻想。5月3日,時任北京徐世昌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的汪大燮向蔡元培透露,政府當局準備電令中國代表在巴黎和約簽字,蔡元培立即將這一消息轉告持堅決反日立場的北大學生許德珩及新潮社的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段錫朋等,把拒簽和約的希望寄托在愛國青年學生身上。

        被捕學生梁穎文在口供中說:“昨日晚本校內開會,有某報主筆邵姓演說,日本有意侵吞青島一事,遂發起今日游行。大會明日本校通告,約定今日午后一點鐘在本校大操場,聚集同到天安門前為各校總集合,齊集成隊,走東交民巷表示對外的精神,要求各國公使對于青島不要簽字”。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愛國游行。記者 王嘉寧 攝


        五四游行籌備室。記者 王嘉寧 攝

        梁穎文口供中所指,即《京報》主筆邵飄萍。

        5月3日晚7時,北京大學法科禮堂里,來自北京十余所中等以上學校,2000多名學生參與集會。北京大學救國會主席段錫朋組織,并邀請時任《京報》主筆和社長的邵飄萍進行演講。


        北大講演隊第九組布旗。記者 馬瑾倩 攝

        邵飄萍講述了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賣國賊簽署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的事實。在演講中他振臂高呼道:“現在民族命運系于一發,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救亡,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救亡圖存,奮勇抗爭!”

        高君宇、許德珩、張國燾等相繼登臺慷慨陳詞,現場熱血沸騰中,北大預科一年級劉姓學生,拿出菜刀欲當場自刎,北大學生謝紹敏當場咬破手指,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將集會推向高潮。

        這場集會將原計劃打破,原定于5月7日在中央公園召開的國民大會提前,決定5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學界大示威;示威后前往美國大使館,由羅家倫等四人代表游行隊伍提交陳詞,以示抗議。

        會上決定由傅斯年為行動總指揮,段錫朋為總帶隊,由許德珩起草古典文《北京學生界宣言》,羅家倫起草白話文《北京全體學界通告》。羅家倫寫下“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記者 浦峰 攝

        示威游行與火燒趙家樓

        1919年5月4日下午1點,北京大學等十幾所院校的3000余名學生匯集天安門。活動中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廢除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等口號。

        參與“五四運動”被捕的學生許德珩的“供詞”中記述了經過。“我們由天安門意欲到東交民巷見美國公使,請他轉達本國政府替中國在和會主持公道……外國巡捕并不準由東交民巷穿行。于是我們就由東交民巷往北去了。我們因東交民巷是中國地竟不準中國人走進,想起中國外交屢次失敗,無不與曹汝霖有關,于是大家決定往曹汝霖家闖。”

        曹宅“趙家樓”有4個門,由荷槍實彈的巡警分守,門內是挎刀保安。砸了半天門未砸開,有學生將玻璃窗砸破爬了進去。三四個人從里邊將門打開,學生們沖進曹宅,客廳書房內的花瓶等物件都被摔碎。章宗祥正在曹家,被學生們誤認為是曹汝霖,遭到痛打,曹汝霖反倒逃脫。學生們一把火,趙家樓東院書房中門被點燃,火勢迅速向四周蔓延,將曹汝霖宅邸相鄰的11間房燒毀,東院也基本上焚毀。

        警察廳總監吳炳湘派來的巡警前來,許德珩等32名學生被捕,其中北大學生20人。當日,教育部發布第183號訓令,要求蔡元培“嚴盡管理之責”,對不遵守約束、參加示威游行的學生“應即立予開除”。

        蔡元培當晚親臨學生會場,向同學們表示一定把32名同學保釋出來。在學生與政府的對峙中,蔡元培堅定地站在學生一邊。他與北京其他12所大專院校的校長聚會北大,商談營救被捕學生,表示為營救被捕學生,“雖致北京教職員全體罷職亦所不惜”。


        蔡元培等聯名保釋被捕學生的函。記者 馬瑾倩 攝

        5月6日晚,蔡元培又率校長團至警廳與警察總監吳炳湘交涉,愿以身家保釋被捕學生。

        5月7日上午,蔡元培親自率北大師生在漢花園紅樓面前的文科操場迎接被捕同學歸來。


        北大師生歡迎被捕學生出獄。記者 王嘉寧 攝

        陳獨秀與《北京市民宣言》

        北洋政府對懲辦親日派、拒簽巴黎和約一系列訴求并未應允,反而在6月1日發出為親日派賣國賊辯護和取締愛國活動、查辦愛國學生的兩道反動命令。北京學聯決定自6月3日起恢復上街講演。

        6月3日,北京2000多名學生分赴街頭發表演說,遭到北洋軍閥政府軍警鎮壓,當天被捕學生170多人。次日,4000多名北京愛國學生重上街頭表示強烈抗議,反動政府鎮壓學生愛國活動,北洋軍閥政府派出更多軍警,700多名被捕學生被關在北京大學法科禮堂,校園成了北洋軍閥政府的“臨時監獄”。

        為聲援和鼓舞被捕學生,陳獨秀寫下不滿百字短文《研究室與監獄》: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6月10日,北洋政府迫于壓力釋放了全部學生,并解除了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職務。

        作為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還起草《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適譯成英文。宣言提出“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之權利”“免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并驅逐出京”“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等5條要求,并表示倘政府不聽,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


        陳獨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記者 馬瑾倩 攝

        6月11日晚,李大釗、陳獨秀等到北京城南游藝園和新世界游藝園等地向群眾散發宣言。陳獨秀登上“新世界”5層的屋頂花園,向下拋撒,卻被早已暗中跟蹤的偵緝隊抓捕。

        偵緝隊報告警察總監檔案材料里面記述了全過程。6月11日晚10時,陳獨秀“上下樓甚頻,且其衣服兜中膨滿,即由文牘兼探員秦樹勛、李文華跟蹤偵伺。至約十時,該人潛往該商場五層樓之西南方黑暗處……手持傳單,正欲往下扔撒……”

        消息一出,全國各界團體和名人紛紛致電北洋政府,要求釋放陳獨秀。孫中山在上海會見北洋政府代表時說,“(逮捕陳獨秀)足以使國人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北京各校69名教授教員發起聯盟保釋陳獨秀的運動;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刊發《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

        被拘捕三個多月后,9月16日16點,陳獨秀走出警察廳。《晨報》1919年9月17日第三版:“聞陳于昨日下午四時出廳,完全恢復自由矣。”

        而在此之前的6月28日,是巴黎和會的簽字日,中國專使最終拒絕赴會簽字。

        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原本還抱有幻想的國人決心反抗。

        “五四運動”前夜,北大法科禮堂燈火通明,京城高校學生聚集于此,有人咬破手指血書“還我青島”,決心力爭呼吁政府罷免親日派官員、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從不眠的北大紅樓出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大幕被徐徐拉開。

        “五四”前夜的演講

        1919年初,一戰后協約會議在法國巴黎召開。作為戰勝國,中國沒能收回戰敗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竟準備在合約上簽字。全國為之震動,各大報紙紛紛發表文章疾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國亡無日,愿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

        北大校長蔡元培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徹底拋棄“公理戰勝強權”的幻想。5月3日,時任北京徐世昌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的汪大燮向蔡元培透露,政府當局準備電令中國代表在巴黎和約簽字,蔡元培立即將這一消息轉告持堅決反日立場的北大學生許德珩及新潮社的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段錫朋等,把拒簽和約的希望寄托在愛國青年學生身上。

        被捕學生梁穎文在口供中說:“昨日晚本校內開會,有某報主筆邵姓演說,日本有意侵吞青島一事,遂發起今日游行。大會明日本校通告,約定今日午后一點鐘在本校大操場,聚集同到天安門前為各校總集合,齊集成隊,走東交民巷表示對外的精神,要求各國公使對于青島不要簽字”。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愛國游行。記者 王嘉寧 攝


        五四游行籌備室。記者 王嘉寧 攝

        梁穎文口供中所指,即《京報》主筆邵飄萍。

        5月3日晚7時,北京大學法科禮堂里,來自北京十余所中等以上學校,2000多名學生參與集會。北京大學救國會主席段錫朋組織,并邀請時任《京報》主筆和社長的邵飄萍進行演講。


        北大講演隊第九組布旗。記者 馬瑾倩 攝

        邵飄萍講述了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賣國賊簽署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的事實。在演講中他振臂高呼道:“現在民族命運系于一發,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救亡,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救亡圖存,奮勇抗爭!”

        高君宇、許德珩、張國燾等相繼登臺慷慨陳詞,現場熱血沸騰中,北大預科一年級劉姓學生,拿出菜刀欲當場自刎,北大學生謝紹敏當場咬破手指,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將集會推向高潮。

        這場集會將原計劃打破,原定于5月7日在中央公園召開的國民大會提前,決定5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學界大示威;示威后前往美國大使館,由羅家倫等四人代表游行隊伍提交陳詞,以示抗議。

        會上決定由傅斯年為行動總指揮,段錫朋為總帶隊,由許德珩起草古典文《北京學生界宣言》,羅家倫起草白話文《北京全體學界通告》。羅家倫寫下“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記者 浦峰 攝

        示威游行與火燒趙家樓

        1919年5月4日下午1點,北京大學等十幾所院校的3000余名學生匯集天安門。活動中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廢除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等口號。

        參與“五四運動”被捕的學生許德珩的“供詞”中記述了經過。“我們由天安門意欲到東交民巷見美國公使,請他轉達本國政府替中國在和會主持公道……外國巡捕并不準由東交民巷穿行。于是我們就由東交民巷往北去了。我們因東交民巷是中國地竟不準中國人走進,想起中國外交屢次失敗,無不與曹汝霖有關,于是大家決定往曹汝霖家闖。”

        曹宅“趙家樓”有4個門,由荷槍實彈的巡警分守,門內是挎刀保安。砸了半天門未砸開,有學生將玻璃窗砸破爬了進去。三四個人從里邊將門打開,學生們沖進曹宅,客廳書房內的花瓶等物件都被摔碎。章宗祥正在曹家,被學生們誤認為是曹汝霖,遭到痛打,曹汝霖反倒逃脫。學生們一把火,趙家樓東院書房中門被點燃,火勢迅速向四周蔓延,將曹汝霖宅邸相鄰的11間房燒毀,東院也基本上焚毀。

        警察廳總監吳炳湘派來的巡警前來,許德珩等32名學生被捕,其中北大學生20人。當日,教育部發布第183號訓令,要求蔡元培“嚴盡管理之責”,對不遵守約束、參加示威游行的學生“應即立予開除”。

        蔡元培當晚親臨學生會場,向同學們表示一定把32名同學保釋出來。在學生與政府的對峙中,蔡元培堅定地站在學生一邊。他與北京其他12所大專院校的校長聚會北大,商談營救被捕學生,表示為營救被捕學生,“雖致北京教職員全體罷職亦所不惜”。


        蔡元培等聯名保釋被捕學生的函。記者 馬瑾倩 攝

        5月6日晚,蔡元培又率校長團至警廳與警察總監吳炳湘交涉,愿以身家保釋被捕學生。

        5月7日上午,蔡元培親自率北大師生在漢花園紅樓面前的文科操場迎接被捕同學歸來。


        北大師生歡迎被捕學生出獄。記者 王嘉寧 攝

        陳獨秀與《北京市民宣言》

        北洋政府對懲辦親日派、拒簽巴黎和約一系列訴求并未應允,反而在6月1日發出為親日派賣國賊辯護和取締愛國活動、查辦愛國學生的兩道反動命令。北京學聯決定自6月3日起恢復上街講演。

        6月3日,北京2000多名學生分赴街頭發表演說,遭到北洋軍閥政府軍警鎮壓,當天被捕學生170多人。次日,4000多名北京愛國學生重上街頭表示強烈抗議,反動政府鎮壓學生愛國活動,北洋軍閥政府派出更多軍警,700多名被捕學生被關在北京大學法科禮堂,校園成了北洋軍閥政府的“臨時監獄”。

        為聲援和鼓舞被捕學生,陳獨秀寫下不滿百字短文《研究室與監獄》: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6月10日,北洋政府迫于壓力釋放了全部學生,并解除了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職務。

        作為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還起草《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適譯成英文。宣言提出“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之權利”“免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并驅逐出京”“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等5條要求,并表示倘政府不聽,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


        陳獨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記者 馬瑾倩 攝

        6月11日晚,李大釗、陳獨秀等到北京城南游藝園和新世界游藝園等地向群眾散發宣言。陳獨秀登上“新世界”5層的屋頂花園,向下拋撒,卻被早已暗中跟蹤的偵緝隊抓捕。

        偵緝隊報告警察總監檔案材料里面記述了全過程。6月11日晚10時,陳獨秀“上下樓甚頻,且其衣服兜中膨滿,即由文牘兼探員秦樹勛、李文華跟蹤偵伺。至約十時,該人潛往該商場五層樓之西南方黑暗處……手持傳單,正欲往下扔撒……”

        消息一出,全國各界團體和名人紛紛致電北洋政府,要求釋放陳獨秀。孫中山在上海會見北洋政府代表時說,“(逮捕陳獨秀)足以使國人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北京各校69名教授教員發起聯盟保釋陳獨秀的運動;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刊發《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

        被拘捕三個多月后,9月16日16點,陳獨秀走出警察廳。《晨報》1919年9月17日第三版:“聞陳于昨日下午四時出廳,完全恢復自由矣。”

        而在此之前的6月28日,是巴黎和會的簽字日,中國專使最終拒絕赴會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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